早上照常收听PodCast，今天推送的是 Daniel Kahneman 和Nassim Taleb的一次对话，而对话的主题便是文章的题目。
危机以稀有事件的形式出现（rare events）,而人类活在经验世界之中。今天太阳会升起，我们自然会预计明天，下周，明年，太阳也会升起。正如大卫休谟所说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可分为两个部分，matters of fact以及relation of ideas。
再从Kahneman的观点来看，回到金融危机，在金融危机前，人们对金融系统的认知基于以下两点：每个人都是理性，每个公司也是理性的。但实际上，公司的行为和我们对公司的认知存在偏差（mismatch）。因为处于不同的时间跨度，组成公司的人和公司的利益不会一致。这也是Taleb所提到的，华尔街在盈利和亏损上表现出来的两种迥异的行为。当市场高歌猛进，交易员们表现出来的是极端资本主义，他们获得丰厚的收益，攫取高额的奖金，一切都显得资本主义，市场竞争，适者生存。而当面对损失时，华尔街却是另外一种面孔，大而不倒，即使投资人血本无归，投行精英们却能继续花天酒地，反倒表现地很社会主义。比如去年的文艺复兴基金，其对外开放的基金普遍亏损30%而员工持股的内部基金却获取了近一倍的收益。这既是金融系统的moral hazard也是人的行为系统的moral hazard。
人的行为大致受两方面的影响，一个是源于对世界的观察，一个则依托于对世界的期望。我们期望事件的发生具有重复性，而这种重复性一旦得到观察的确认，我们便选择相信这种模型。这种策略让我们极为有效的适应新的环境。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作物生长规律，从而人们也依循着不同的节气来播种，而节气也伴随着我们千百年，未曾改变，直到下次气候变化。
但这种理性主义（rationalism）有一个致命缺点，对极端事件的忽略性。理性主义者构建对于世界的框架，称之为理性，在不同的领域建模，如果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件不符合他们的模型，理性主义者会选择忽视这种证据，或者改造这个世界。经济学是理性主义的明珠，基于大量数据构建华丽模型，但在最重要的使命上，防范极端事件，极其失败。
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剧所在，金融系统或是人类最为抽象的系统。无数的智慧运用其上，构建出一个极其复杂高效的系统。通过这个系统，南美洲的少雨将影响中国市场的豆粕价格，从而上扬中国的猪肉价格。但在获得高效的同时，脆弱也无法避免。这或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危机愈发频繁的一个原因。自然并不担心极端事件，因为它有着最好的武器，也就是冗余（redundancy）。比如人体的器官成双成对，企鹅的绒羽显得臃肿笨拙。在资本主义看来，社会必须朝着效率最高的方向发展。机器将取代人工，全球化将取代本地化。而失业的人们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，全球化加速了危机的传播性。这一切在去年的瘟疫中展现的淋漓精致。
I want to make a world more resistant to rare events.
Taleb
但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并非在于构建一个完美的模型，一劳永逸。任何模型都会存在预测误差，而这份误差会足以让系统失败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，让社会更反脆弱性。
距离这次讲座已过去十年了，里面提到的种种脆弱性并未解决，反而愈发严重。
债务让个人更为脆弱，限制个人未来的发展；债务让整个社会变为极其高效的偿债机器，永不停歇。经历去年的危机后，全球的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，各国应对未来危机的策略空间愈来愈狭小。无论是中国的白领，印度的农民，还是美国的毕业生，都饱受债务的困扰。
塔勒布所反对的在位者依旧把持着各国的机构和政府，他们所奉行的新货币主义加速世界债务的累积，扩大财富分配的差距。虽是他们的行为导致金融危机，但他们却将继续从危机中获取利益。
互联网的成长成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最耀眼的明珠，以科技巨头为主体的纳斯达克指数永不回头。而互联网带给这个世界的并非只有效率。微信的效率，让我们将生活和工作混杂，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，由一行代码决定。上个月，科技巨头单方面对保守主义的言论控制也是骇人听闻。此时，或许终于有人意识到，宛如甘道夫的科技公司终究也是恶魔，而自己的隐私交换的仅仅是虚荣过后的全方位焦虑。
在去年的事件中，世界显现出两个病毒式特征（viral）：一个是现实世界的病毒化，全球化首当其冲；一个是言论世界的病毒化，互联网首居其功。
未来反脆弱的建设，应是基于这两个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