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，成立仅四年的LTCM以年化近40%的回报率独步于华尔街，其精巧的数学金融（Quants）模型是其傲视群雄的秘密武器，以跨市场对冲，多品种分散，将组合风险降为最低，能在10个sigma的极端事件（千年不遇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而它的创始人Robert C. Merton在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，这无疑是人类对自己智慧的无比褒奖。而这一人类在金融世界(Financial planet)诺亚方舟，最终在现实世界（Earth planet）的巨浪中不堪一击。俄罗斯主权债券的违约，引发全世界，乃至全市场的资产价格下跌，号称风险最小化的LTCM却蒙受50 percent的巨额亏损，不得不寻求以反身性（Reflexivity）著称的Soros的求救。
Soros更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而非投机者（a hit man）。反身性意味着，金融市场充满着非理性的循环，从泡沫（bubble）到衰退（burst），从自满（exuberance）到恐慌（panic）。金融资产的价格远非价值的发现，价格的上涨便是上涨的最好支撑，反向而言，下跌也是下跌的最佳理由。
市场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？数学模型是否为金融市场的真理？积极的货币政策能否避免衰退？金融全球化是否能避免更大的冲突？
正如很多社会性问题都不能得出确切答案，但我们终究能从历史中找到灵感。而The Ascent of Money正好为我提供一个十分详尽的参考。
人类的文明史不过是地球的一瞬间，而金融史则是人类这短暂的历史中的高潮部分。
一切都源于钱。人的差异性让人类的社会更需要交换来粘合。随着物品种类的增加，社会的逐渐庞大，减低交换成本成为一个社会的竞争优势。从贝壳到黄金，信仰的成分在不断增加，最终跨越到纸币，钱最终演变成信用（credit）。现代银行体系正是信用的源头，它们既是信用体系的维护者更是信用体系的获益者。
如果钱（currency）代表着社会信用的流动，而债券（debt）则是流动性的价格。正如书中所述，拿破仑战争的失败，或许是大英帝国当时已然是世界债券市场的中心，其战争债权得以世界化；而法兰西帝国依然过多依靠于国内的贵族和对被征服国家的掠夺；从而大英帝国帝国的战争融资更为低廉。欧陆自法国大革命后战火连绵，各国政府债台高筑，金融巨子，诸如The Rothschild，借此走上历史舞台，渐渐取代饱受革命思潮打击的旧时代土地贵族。
如果债券是金融家族中稳重的长子，股票（stock market）便是顽皮的小儿子。股票市场不仅让公司获取低廉的补充资本，更让公司一跃成为公众机构，堪比政府。19世纪荷兰，纵横捭阖东西半球，东印度公司的崛起之路便是股票力量崛起的例证。但股票市场以高度的波动性而闻名，既能一夜百万，也会一日归零，既孕育伟大的公司，也涌现无数骗局。
现实世界是凶险且不可预料。最近，郑州大雨，西欧洪水正是自然母亲喜怒无常的可怕表现。从古至今，人们就有着未雨绸缪的习俗。但在概率统计成为科学之前，保险无异于赌博（gambit），一次海难便让弗洛伦萨的保险从业者纷纷歇业。一大批杰出数学家的贡献，诸如大数定理，贝叶斯定理，正态分布的发现，将保险塑造为一个以精细化著称的现代金融行业。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爆发，夹杂着大衰退（Great depression）的动荡，全球政府纷纷为全民购买保险，从warfare state转为welfare state。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均期望寿命极大的提升。
在众多资产里面，没有一种比房产（house）更能保险。无论19世纪英伦半岛的贵族地主（Dukes），还是21世纪次贷风波时美国的工薪阶级，或是现如今全国为房而疯狂的中国买家，都秉持房产是单向投资（one way out）的信念， 只有上涨！但历史表明，由于房产极差的流动性，比起股票，房产的历史回报并非优异，90年代东京住宅地产的购入者依然深套其中。房产的另一个名字，不动产，带来它的天然劣势，灾害，损耗，战争都应计入房产的持有成本。战后房产市场的繁荣，应为一种信贷现象（mortgage），幻灭于美国次贷危机，却依然在中国大行其道，透支未来以支撑高速发展。房产与其说是持有者的保障，更不如说是债权人的保险。
房产的兴盛或许是政治的考量，布什的居者有其屋计划自然广受贫困选民的欢心，可谓是House Democracy。英语世界，先是Property right的民主化，最终带来Voting right的全民化。而中国高度的房屋自有率却让整个社会更趋于保守，并未走向社区化的公民自治，而是小农社会的重演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难道中国人的财产权是幻影？
过去40年经济史上，最大的事件便是中国的浪子回头（re-emergence）。二战后三十年间（1950s到1970s），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缔造战后欧洲，日本，东亚的经济神话。在无数场灾难疯狂过后，封闭的中国选择再次融入世界，接纳曾经带来百年屈辱史（humiliation）的全球化。不过这次却绝然不一样，是主动中带有选择。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（Emerging markets），中国发展虽有对资本的饥渴，但却并非饥不择食。中国的工业化更多倚重于FDI(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)而非外债，资本更多源于国内非同一般的储蓄和海外华人的投资（台资，港资）。这类发展资本的构成让中国能接连于97年亚洲风暴和08年全球海啸中安如泰山。
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是发展国家中最为成功的。FDI意味着，外国企业若想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以及进军广袤的市场，必须在中国建厂。最能代表的便是苹果，苹果的成功让中国拥有完整的智能手机产业链。之后，国产品牌雨后春笋般冒出，诸如三星之类的国际品牌毫无招架之力。
但这一切，中国都无法忘记大洋彼岸的伙伴，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正是美国开放巨大的市场给中国廉价的商品，也是美国一直长居中国FDI投资榜的首位。美国公司将工厂搬至中国，凭借其的廉价劳力以及不计成本的环境政策，攫取前所未有的利润。中国政府则获得巨额的贸易美元，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，源源不断支持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，进一步支撑美国消费中国商品的热情。Chimeica组合贡献全球接近一半的经济增长，数以亿记的人群脱离贫困。
这无非是金融市场试图改造现实世界的一次新尝试，美国通胀持续低迷，中国经济高歌猛进，金融全球化让世界向“钱”看，大国间的战争冲突，似是遥远的历史传说。但百年前的欧陆，一旁是老牌霸主日不落帝国，早已是贸易全球化的霸主，一旁是新兴工业国德意志，国家资本主义的冉冉新星，也是同样的故事，资本兴盛于双方的合作，却在弹指间，昨日的世界却化为血雨腥风的修罗场。
钱的力量让人类延伸为全球帝国，生意成为头等大事，政治似乎也要为钱服务。而金钱，债券，股票，保险，不动产的出现虽能让渺小的人类寻得一丝安全感，但它们却不能丝毫改变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且灾难频发世界的事实。
